历史上“事大主义”的吴越国同时也向契丹（辽）朝贡，谁强都可纳土归顺

      据《辽史》记载，早在辽太祖九年，吴越国王钱缪便向辽进贡。双方之间的聘使往来仅依据记录不全粗陋的《辽史》所载即多达14次。其中，吴越使辽11次，辽使吴越3次。2008年考古发现了内蒙古赤峰的契丹文金质太祖圣元皇帝御赐吴越国使臣通行令牌。2009年在内蒙古通辽地区发现的银鎏金阿育王塔，是钱弘俶仿效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建造的。据称全世界现存阿育王塔共六十多座，四十多座在浙江，但大多以铜铁打造，而原契丹地域通辽地区发现了不止一座银鎏金的阿育王塔，由此可看出钱弘俶对契丹贡奉的重视。因此吴越的“事大主义”并非电视剧里描绘的那样专一，其外交策略始终是“保境安民”和“事大主义”，谁是身边的“大”，它就“事”谁。

契丹文金质太祖圣元皇帝御赐吴越国使臣通行令牌

原契丹地域通辽地区的银鎏金的阿育王塔

雷锋塔地宫发掘的鎏金银阿育王塔

        在中原战乱不止，政权更迭频繁，吴越可以公开、高调地与契丹往来——甚至使用契丹年号，如会同十年。见《十国春秋》卷八○《忠献王世家》：“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使〕不绝，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从汉制之后也。”之后到了后汉、后周，特别是960年宋建立后，一个强大、统一且志在统一天下的中原王朝已经形成。对于吴越而言，宋就成了它身边唯一且必须绝对顺从的“大”。此时，吴越国与契丹的官方联系，都可能被宋视为勾结外敌、心怀异志，足以成为宋兴兵问罪的借口。因此在这个时期，吴越国有理由销毁其和契丹的往来官方史料记载，而只能依赖上文中提及并给出图片证据的未被销毁的、沉默的文物。综上，我们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决定吴越国究竟是纳土归宋还是归辽，只取决于兵临吴越国城下令其无力抵抗的究竟是谁，而这就是“事大主义”思想必然的结果。这也是我在“决定是否和平的从来不是弱者如何柔软，《太平年》颂扬投降是价值错乱的历史剧“一文中，反对《太平年》将吴越国设置为主视角，而认定应该重点描述赵匡胤如何结束五代十国混乱时代的逻辑。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电视剧《太平年》刻意打造钱弘俶保民爱民，但实际上钱弘俶治下（948–978年）的吴越国虽表面富庶，但赋税极重。‌田赋‌：每亩征税5斗，为北宋统一后税率的五倍。据《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记载，吴越田赋“亩税五斗”，而宋初王方赞奉命均税时改为“亩出一斗”，成为后世定制。‌进际税（虚增田产）‌：政府对百姓实际田产虚报征税，每10亩田虚增6亩，桑地10亩虚增8亩，变相加重负担。‌身丁钱（人头税）‌：成年男丁每年须缴纳360文，远高于汉代文景时期的120文，且长期未减。‌杂税无所不包‌：连“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鸡鸭鱼蛋皆需纳税，欧阳修曾谴责“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严刑催税‌：拖欠升斗即遭鞭背之刑，轻者数十，重者五百余下，民间苦不堪言。这些政策导致百姓生活困苦，虽国库充盈，但“民苦其政”成为普遍写照。不要被电视剧的叙事蒙蔽了，吴越国的所谓休养生息只是因为地缘政治情况比较和平，不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吴越国长期向契丹纳贡，是个“贰臣”，谁强都会纳土归顺，根本不值得礼赞。